英雄與希望 海地震災最前線

 

這天下午的搜救行動很不順利。消防員克里斯．杜尼克與來自紐約的搜救小組在太子港附近倒塌的建築中進行地毯式的搜尋救人行動，但白忙一場，連半個人也沒救到，讓他們覺得很挫敗。海地一月十二日大地震發生至當時已八天，杜尼克知道，對活埋在瓦礫堆下但仍頑強求生的人來說，時間不多了。

 

這時消息傳來，一個婦人在她家的五樓公寓殘垣中翻找之際，聽見石礫底下傳來細微的哭聲。

 

杜尼克與聯邦緊急事件管理署的隊友們火速前往，而另一組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救難人員已經比他們先到，兩組人馬聯手，用紅外線攝影機在一大堆斷裂的混凝土、鋼筋、水管、電線中搜尋。這次會不會又徒勞無功呢？就攝影機當下所見，頂多只能發現幾具被壓扁的屍首……甚或毫無所獲。突然之間希望高漲，因為攝影機發現了一個空隙，一個黑暗狹小、令人透不過氣來的空間，充其量不過是一張書桌下、僅容塞進雙膝那麼丁點大的地方，裏面居然有兩個彎着腰的小孩，看起來就像兩個被人丟掉的布娃娃，然而他們卻活生生的！

 

救難人員拚命搶挖通道，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就停下來，穿過層層混凝土向那兩個孩子喊話。好不容易，有兩個微弱的聲音傳來，是七、八歲左右的男孩奇奇．喬秦與十歲的姊姊莎布莉娜。

 

救援小組一整個下午並肩鑿洞，每組兩人每次挖十分鐘，邊挖邊清，準備挖出一條逃生通道，可通至兩個小朋友受困之處。這個工作既危險又棘手，因為這裏隨時可能坍塌。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疲乏的救難人員仍然輪番上陣、竭力往前挖，彼此也漸漸生出一股團隊精神與振奮的心情。

 

不久輪到杜尼克進入洞裏。來自維吉尼亞救援小組的布萊．安東士起身和他一起下去。杜尼克拿起電動輕型鑿岩機的把手，縱身一躍，腰部以下沒入洞裏，安東士則跪下來把鑿頭安置到混凝土板最恰當的位置，以免碎片四射打中那兩個孩子。接着兩人便開始動手。

 

杜尼克鑿下一塊塊混凝土後，安東士就裝到塑膠桶裏，再把桶子送出去。剎那之間，鑿岩機穿破了最後一層混凝土，開出一個通往孩子藏身空間的通道。

 

杜尼克和安東士既興奮又緊張地彎下腰，看到全身水泥粉末，白得像鬼一樣的奇奇，他的頭和肩膀埋在膝蓋之間。他圓睜着一雙漆黑的眼睛瞪着他們看，然後眨眨眼睛。奇奇的後面是莎布莉娜，她被卡在一把鐵椅的椅腳之間，身體像一根別針似的對折成兩半，兩腿直直伸着，雙臂則伸向腳趾。而蜷曲在奇奇下面的是他們已無氣息的哥哥。八天來他們就這樣窩在那裏，動彈不得。

 

杜尼克趕快把通道口擴寬，然後示意奇奇先出來，可是他動也不動，搖搖頭，嘴裏說着克里奧語。他指向後面的哥哥姊姊，原來是不肯離開他們。杜尼克與安東士給奇奇一瓶水，並說着所知有限的法語，想把奇奇哄出來，可是他反而往後退縮。

 

於是安東士試着去設想這個身心受創的小男孩所看到的情景：兩個怪叔叔拿着器具、戴着紅色和白色頭盔、臉上罩着口罩，再加上光線強烈刺眼。他告訴杜尼克：「我們嚇到他了。」於是安東士開始唱歌，他唱的是兒歌，而且是他唯一會唱的法語歌「傑克修士與兩隻老虎」：Frère Jacques, Frère Jacques, Dormez-vous? Dormez-vous?（傑克修士，傑克修士，你在睡覺嗎？你在睡覺嗎？）

 

圍觀的海地人中，有一個走過來想幫忙。奇奇嘆一口氣，傾身投向杜尼克等待的雙手，杜尼克再把奇奇抱給另一個救援人員，對方把奇奇高高舉起。這時奇奇把一星期來緊緊靠着身體的兩隻手臂大大地張開，驀然露出一個燦爛無比的笑容，救援人員齊聲歡呼。數分鐘後，杜尼克與安東士割斷困住莎布莉娜的椅腳，把她抱到安全之處。

 

杜尼克認為，這對姊弟獲救，他只盡了棉薄之力。「這是團隊努力的結果。一百個人同心協力。」他堅決地說：「我和安東士只不過正好是最後一棒而已。」海地受創如此之重，像奇奇和莎布莉娜這樣的兒童未來會如何，安東士為他們感到憂心。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奇奇對他在獲救後露出滿面笑容所做的解釋，令杜尼克與安東士非常滿足。他說：「我笑，是因為我自由了──我笑是因為我還活着。」

 

 

一月十二日下午四點五十三分，聯合國救援工作人員詹斯．克里斯坦森正在克里斯多福旅館三樓、聯合國在太子港總部的辦公桌前看文件。這時他感到一陣顫動。大約四秒鐘之後，地震發生。

 

「我在那一瞬間閃過兩個選擇：是要跑到樓下，或是躲在桌下。」四十八歲的克里斯坦森說：「門當時關着，我擔心這個距離太遠，有被落石困住之虞，於是便躲在桌子下。」一個書架翻倒在辦公桌上，使他不至於被瓦礫壓扁，但也把他困在一方小空間內。「我就像被關在一個小棺材裏，長約一百五十公分，也許高只有三十公分、寬四十五公分吧。」他說：「我可以稍微往旁邊挪一點點和彎下脖子。」接下來五天，這個丹麥人就待在堆積如山的碎石之下。這裏暗無天日，所以眼睛是張或閉都無所謂。他就着手機的光線察看四周。他說：「我找尋任何派得上用處的東西。」結果找到了一罐即溶咖啡。「我沒有食物也沒有水，只有咖啡，必要時還可以吸吮一番。」

 

克里斯坦森不願接受自己可能再也見不到親人。然而五天過去了，他說：「我開始想到這世界上我很想一遊的地方。我開始懷疑自己還可以撐多久，會不會陷入昏迷？死後是什麼情形？」

 

一月十七日早上六點三十分左右，醫院的發電機因為漏油而停擺，克里斯坦森因而聽見自己被活埋處的上方有隱隱約約的聲音。「我心想，沒辦法，我已經虛弱得沒有力氣敲打呼叫了，可是我轉瞬之間明白機不可失。這可能就是我獲救的機會。」於是他大聲叫喊。六小時後，克里斯坦森終於看到救援者的臉孔。他回想那一刻：「真是太不可思議了，我就像重獲新生一樣。」

克里斯坦森脫水、疼痛，然而全身卻只有一處瘀傷與擦傷。他只花三天時間恢復體力，接着便開始投入工作，一天十四小時調度運送食物、水、以及其他重要物資。地震發生當天，聯合國在海地失去了九十多名人員。不過他說，不斷湧現的愛心有助於療傷止痛：「這裏的人帶給我真正的溫暖，真是令人安慰，感覺就像置身一個大家庭。」（聯合國新聞中心，二○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數百名飢腸轆轆的婦女，其中許多人還帶着傷，從一條泥土路湧向停在里歐根城外荒地上的一輛卡車。這座城市距離震央將近三十二公里，人口有十三萬四千人，但現在已被夷為平地。根據某些估計，喪生人數可能多達三千三百。

 

災後八天，傳出災難救護組織CARE在發衞生用品的消息。想領取一點肥皂幫子女洗澡的婦女們頂着烈日等候，直到一羣女童軍帶領她們到幾株稀疏樹木的樹蔭下排隊。二十二歲的童軍小組長喬安妮．艾斯汀親切的引導年長、受傷、懷孕的婦女到隊伍的前頭。她感受得到她們的痛苦，因為她也是里歐根人。

 

地震來襲時是傍晚，艾斯汀正在屋外與鄰居講話。她回憶當時情景：「我和媽媽在馬路中央站了十五分鐘，直到地震平息。」放眼四顧盡是被震毀的商店、被壓毀的車輛、墜落地面的電話線，和冒煙的建築。她們的家也變成一堆爛磚碎瓦，人在屋中的爸爸當場死亡。

 

艾斯汀只能從殘破的屋瓦中撈出一、兩件洋裝與里歐根的童子軍制服。她無暇為家破人亡落淚；她立即穿上制服，與當地九十四名男、女童軍同心合力為照顧災民的人道團體貢獻服務。此刻艾斯汀與其他童子軍緩緩走在那些婦人之間，安撫這些緊握寶貴的衞生用品兌換券，焦急排隊等候的人。接着艾斯汀帶着她的組員和賑災員、男童軍一起排成「接力長龍」，把一個個裝有肥皂、牙膏、毛巾、衞生棉、數包水質淨化劑、以及其他衞生必需用品的五加侖塑膠桶，交到每一個婦女手中。

 

「這些年輕人就是海地的未來。」CARE海地總監蘇菲．裴瑞茲肯定地說：「他們讓我看到希望。」

 

對艾斯汀來說，這工作不過就是家事。她說：「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啊。」

 

 

一月十二日是卡馬哥斯一家人慶祝小吉娃娜六歲生日的日子。他們要在巴西東北部納塔市的家舉行慶生會，一切準備就緒。晚上快要八點，一家人都在等她的爸爸，四十三歲的士官長拉尼爾．卡馬哥斯打電話回家，拉開慶生會的序幕。拉尼爾正隨着巴西的部隊在海地執行維持和平的任務。

 

渾身幹勁、熱愛足球的拉尼爾雖喜歡在海地的工作，但也很想念家人，包括兩歲的路易斯古斯塔佛在內。拉尼爾滿心期待一月二十八日回國的歸期，還開玩笑對妻子海洛莎說，她會因為太常看見他而嫌他煩。

 

拉尼爾打電話祝吉娃娜生日快樂，海洛莎並要求他在電話中唱生日快樂歌，這時Skype突然斷線。

 

海洛莎回撥電話給拉尼爾，但始終接不通，不過那裏的訊號一向不太好，所以慶生會如常進行。

 

第二天一早，海洛莎的大伯打電話問拉尼爾是否安好。「他很好啊。」她說，因為前一晚才與丈夫通過電話。大伯告訴她地震的消息，她才恍然明白她與丈夫通話之際，正好發生地震。

 

接下來數小時海洛莎心急如焚。當天下午，拉尼爾駐紮於林斯的三十七步兵營打電話給她，證實她丈夫在海地大地震中罹難。

 

海洛莎在受訪時談到接獲死訊當天的情形。她說：「聽到外子罹難的消息令我心痛不已。」傷心歸傷心，她還是接受了這個事實。「讓我安慰的是，拉尼爾死的時候是在做他一向想做而且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濟弱扶傾、為國服務。他死得像個英雄。」（The Editors）

 

 

地震之後三天，馬克．海曼醫師偕同整形外科醫師妻子搭機前往海地，並立即在網路上公開發表日記。他在麻州西西斯托克橋鎮的家中說：「那時每天晚上十點從醫院回到家，都久久不能成眠。對我而言，把所見所聞形諸文字，是消化這些事情的方式。」他的部落格描述身心受創的海地人，擁有永不言敗的精神。「克里奧語有句話：『我還沒有被打敗。』」海曼醫師說：「地震之後很多人都這麼說，而且開始努力重新過自己的日子。」

 

第一天：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我們在醫院門口步下有冷氣的廂型車，立即着手淨空幾輛貨車，揀選醫療器材，之後便就着頭燈的光線為患者分類，先照顧傷勢最重的人，同時決定第二天一早先治療哪些人。我們希望能有水電供應，以及有更多的用品可救治傷患，然而當時醫院裏什麼都沒有。補給品或許還在機場或是在機場上空盤旋吧。

 

明天就要進行生平首次的克難截肢手術——我們只有一把鋸子，和一瓶要用來消毒器材的伏特加。會在這種情形下為患者截肢，因為勢在必行，而且沒有其他人或其他地方可以動這些手術。

 

第四天：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醫院這三天已從幾近荒廢變成可發揮部分功能的外科醫院。我們七人小組動了七十五次手術，那些患者就躺在我後面，虛弱無力地睡着了。每次經過時，每一雙平靜的眼睛便會滿懷謝意地投向我。

 

走進病房時，聽見黑暗中的歌聲。病人和家屬唱着祈求力量與勇氣的祈禱歌曲，歌聲填滿了黑暗，而我的心靈充滿了光。一個民族怎麼可能懷有如此多愛心、耐心，又如此善良，即使是在蒙受難以想像的損失與置身痛苦之中，依然如此？（摘自馬克．海曼醫師二○一○年一月十五日到二十日的部落格，huffingtonpost.com）

 

 

 

家人已在弟弟家架帳蓬住下來。我就住在隔壁房間，一家人同住在一個屋簷下，讓人安心多了。我們就這麼一起入睡、聽廣播、交換消息。自從一週前那個星期二下午發生的地震永遠改變我們的生活之後，我們便一直在努力活下去。

 

我已不認得太子港的街道。以前那所學校的前面，一床藍色的床單罩着三具屍體。人們的雙腳和眼睛都小心地避開那三具小小的屍首。而數公里之外的聖心教堂，原本是中上階層受洗與舉行婚喪典禮之地，現在卻變成大垃圾堆。

 

傍晚，挖尋罹難者的行動暫停，大家也不再到處張羅飲用水與食物。我們心神俱疲，害怕黑夜來臨，因為黑夜裏夢中仍有餘震；害怕早晨來臨，因為白天會傳來噩耗。在這樣的心情中，我們暗自（或者不算吧）為依然活着而鬆口氣，並且努力讓自己每晚能夠入睡。星光是我們唯一的光線，因為發電機提供的電要省着用，以便上網與親友保持聯繫。電話線是靠不住的。

 

可是我們海地人心手相連，不問社經地位的高低，也不問宗教信仰是否相同，因為我們對手邊這件巨大的任務同感惶惑不安。

 

大地撼動，一視同仁的摧毀豪宅與陋舍，然而這個事實並未一筆抹煞使海地分歧的貧富差距。社會地位與經濟狀況的懸殊差異，無法神奇地隨着塵沙一吹而散。然而這場天災或許可以帶來新的開始，或許重建也有縮小落差的作用。

 

我想到世界各地傳來的休戚與共的訊息，心頭就升起一絲暖意。我和大部分海地人一樣，對那些善行感到驚奇，包括募款、表達同情的信件，以及主動伸出援手：「告訴我你需要什麼！」因為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其實是我們政府的責任。

 

我現在把重心放在生活中重要的事情上面，也就是愛與友情。我不看新聞，因為成為自己生活的旁觀者無濟於事，甚至還有點荒誕，尤其電視上播出的畫面只強調海地悲情的一面。

 

我忙着尋找方法保持我的希望，因為我們面臨的工作龐大無比。我忙着在我們家附近的營地和小朋友同聲歡笑；當最近一次餘震之後，我看到一個路人滑稽的表情時，我沒忘記會心一笑；聽到從一所大學崩塌的建築裏奇蹟式地救出六名學生時，我忙着揮淚。我們有莫大的勇氣和百折不撓的韌性，而我正忙着收集能反映出這些特質的生活片段。

 

我忙着愛我的生活和我的國家。

 

（Évelyne Trouillot撰，摘自〈紐約時報〉，作者是一位小說家，她的短篇小說見於《Words Without Borders: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Writers: An Anthology》）